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大学生个人总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大学生个人总结

　　从去年到贵州威宁，六盘水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到现在，我对于新农合的调查研究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也渐渐深入。但是由于调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调研任务中的不同，我觉得，这一次的调研对我来说是感触，收获都是最大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项惠民政策，从2003年试行开始，不断地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诚然，在最近的几年里，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根据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断地对政策进行改进，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在去年贵州的调研中，六盘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参与新农合的监管就是一种创新的方式。而今年，笔者在云浮罗定以及潮州饶平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新农合推行的新方式。诚然，政府的出发点都是为解决农民的困境出发的，然而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呢，还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国进行提倡？

　　在云浮罗定。政府实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将新农合的缴费分为两档，第一档缴费25块，封顶线是十万；而第二档缴费20，封顶线是4万。这种分档的方式增加了新农合政策的灵活性，扩大承担得起的家庭的疾病报销范围，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交了25块的，所以没有特别调查出这种新方法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们有必要探讨它的实行的优点以及引发的新问题以及是否值得推广。滤布而在饶平尝试的新推行方式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一年都可以领取相同费用的药费，与罗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尽管大多数农民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还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20块钱的药可以拿那些？怎样拿？根据农民的反映，大多数都是在卫生院自己按照医院的指导选择所需要的药。由于农民对医药的了解不够深入，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话则明显缺乏科学性，许多药都是拿了以后浪费掉，而真正需要的药却又买不起。其次，药费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农民的反映，所拿的医药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到最后其实仅仅20块钱根本就拿不了什么药。因此，这种新的方法作为一项”鼓励政策”本来可以起到有效地促进农民参加新农合，改变农民”没病就白交”的传统观念，然而政策执行下来，却远远达不到原本的目标。因此，我们也应该反思，政策的执行过程的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改善？

　　当然，作为调研来说，发现新的试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新农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们调研的主要目的并不只在此，而是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笔者去年在贵州六盘水的调研发现，钟山区的新农合的执行情况还是相对良好的，无论从管理、宣传，到报销的程序、医院、政府，农民各个环节的反映都比较完善。罗定以及饶平位于广东，一个明显比贵州富裕的省份，因此尽管有相关的报道和数据反映这两个地方的农合执行出现的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前对这两个地方的新农合执行情况的预想还是相对乐观的，可是深入调研后发现问题远远并非想象中的简单。

　　首先从管理方面来说，在榃滨镇以及生江镇的调研都发现，两个地方的农合都没有相关的专门的负责人。所谓的”负责人”只是”顺便”进行兼任，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被调动。同时，管理的环境相对简陋，管理人员的素质更是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政策执行的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决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素质，政府没有充足的配备，那么就等于新农合的执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证它的有效运行？

　　再次，从宣传方面来说，笔者发现，政府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在政策执行的前几年，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地宣传它，以求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而在过后几年，当农民的参合率达到所谓的”相当高”的比例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减轻甚至完全放弃新农合的宣传。压滤机滤布然而。笔者认为，在政策执行的前期，为了让农民认识，了解政策，确实是需要大力度进行宣传，而在政策执行的后期，宣传力度更不能减弱。因为政策是在不断地调整当中的，农民有权知道国家对于新农合的新方针。就拿上面提到的饶平的新的执行方式来说，如果政府宣传得当，农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额的药费，那么他们就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政策的实惠。然而调查的结果并非如此，农民中只有少数反映知道这项新的政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户人家还是从我们调研人员的口中获知的消息，他诧异地算了一下，他们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块的医药费，从这项新政策执行到现在，就因为”不了解”已经错过了几百块的药费！几百块钱对于年收入2000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数目！而且，笔者发现，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应缴多少费用”的层面上，但是他们往往没有告知农民哪些费用可以报哪些不可以，应该怎样去报，以及报销的起付线是多少，异地报销又有什么区别等细节问题，其实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应缴多少钱可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他们可以怎样从这项政策中得到多少实惠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然而，因为政府的宣传失责，他们对于政策一知半解，以至于对政策埋怨重重。政府总是会无奈他们的埋怨，认为所谓的埋怨是由于”无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无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宣传失责。庆幸农民在帮助我们调查的时候也从我们口中获得了新农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报销的细节，但是毕竟我们每个小组的才四五人，我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极微的，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宣传意识的改善。只有落实宣传问题，新农合才能走得更长远。

　　第三个相对集中显著的问题就是”门诊是否可以报销”的问题。笔者在征求农民对政策的意见的时候，无论是在罗定还是在饶平，大多数农民都反映希望可以报销门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病住院毕竟是少数，而门诊费用却占据他们每年医疗费用的大部分。尽管每次的费用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会给他们的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当然，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报销范围，报销的比例都是越高越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毕竟，新农合政策设计的出发点是以保大病为主的，而门诊的报销肯定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这也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笔者在饶平调研的过程中，曾经试探性地询问农民；如果每人加多5块，可以报销部门门诊愿意么？农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加多5块钱，10块钱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只要有得报销门诊就好。因此，笔者认为，门诊报销的费用，换个角度说，也不一定完全必须由政府来承担，农民也可以承担一部分，而且起初实行报销的比例也不用很大。对于罗定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实施起来可能还比较困难。但是在饶平，笔者认为有可能实行。

　　在此次调研中，令笔者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地方风俗、文化等外部环境对于新农合政策的执行也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在饶平调研的过程中，每到一条村，都可以找到好几家私人诊所，根据农民的反映，他们也比较倾向于到私人诊所看病，而所谓的新农合定点的镇卫生院却只有寥寥几个人，与私人诊所呈现的完全是不同的景象。既然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么大，那么政策的执行是否可以结合，尊重地方的风俗对于政策的成功与否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为丰富的调研，至少让我们发现了新农合政策执行中的许多问题以及一些新的方法手段，对于新农合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发现问题的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可以有机会让我把课堂所学的社会保障学以及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等知识进行理解运用，当然，我也发现自己在调研中的许多不足。首先，是对课本，新农合知识的掌握还不够全面深刻，以至于在农民提出某些问题的时候没能很好的回答。其次，在调研的过程中，缺乏对某些问题的敏感度，如果有这种敏感度的话，可以再调查的过程中，立刻向农民提出，并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不是事后想起错过机会。再次，尽管发现了许多问题，但是对问题的归纳，总结还是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以及分析能力，这还需要通过日后阅读相关的书籍进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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