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文学，你可不可以不装？
为了文学，你可不可以不装？——读鲍勃?迪伦拒领诺奖声明
文/九井
说什么好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诗人里最好的流行歌手，流行歌手里最好的诗人；资本主义里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里的资本主义者。似乎什么理由都很充足，但我看不到对于文学的尊重。
诗歌是人类的共同语，文学给人类以光明，它不是什么“机构”。诗人不应该有物质的计算，他们和世界交流的唯一手段是情感，如若感情丰富，就不会以自己出格的行为亵渎那些伟大的前辈。歌手和演员，必须在名利场中打滚，常常沾染恶习，或者为艺术和名利抗争，而文学从来不是名利场，那些落魄的作家甚至终身被社会误解因此丧失名誉和尊严的作家往往更加伟大，因为真正的作家是人类的先知，人类要认识他们需要时间和智力的积累。奥斯卡、格莱美、金球奖没有颁发给社会主义国家，那它们是不是“机构”，为什么又要领取？
在价值解构、资源环境危机的后现代，当代文学向民众和多元致意，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它的好意？
用诗歌的手法来写歌词或者说让歌词充满诗意，就是文学的行为与成就，为什么对自己半信半疑？是缺乏自信还是过度的自尊？ ( )
你应该知道，海明威、艾略特、刘易斯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教父——伟大的庞德先生，庞德先生是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却说：“中国的《诗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颂》是周王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
它们是歌还是诗？
答案在风中飘！
你知道，西方的《荷马史诗》也是民间歌手与盲诗人荷马共同创造，你能否认它的文学价值吗？
它是诗还是歌？
答案在风中飘！
在这资源环境危机、价值解构、诗意消失的后现代，诺贝尔奖为什么不可以向人类文学的童年致敬，不可以向那些在古代民众中流传的天籁似的歌行致敬？你的民谣，也许将成为文学的经典？
答案在风中飘！
至于拿了钱怎么处置，这是一个会计考虑的问题，不是一个诗人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古代，诗圣杜甫写出了伟大的史诗，他可以插手人类精神的提高却无能于金钱的经营，因此，他最小的儿子饿死了！在27年前，25岁的天才中国诗人海子卧轨自杀，他那么年轻，却连生命也不知计算！你知道，海明威在他不能创作的时候，用猎枪打掉了他的半个脑袋！所以你没有必要为拿不拿奖金大费脑筋。
你以非凡的才华带给人类荣耀，在电影、音乐、文学证明一个人可以优秀到什么程度，但你该不该羞辱诗歌和那些领奖的作家和诗人？
后现代文学在崇高的理论和堂皇的预言被现实证伪，人类前途晦暗不明之时被迫放弃终极价值，用戏拟与恶搞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甚至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诺奖评委显然用他们给你的奖励证明了他们是当代文学的内行。虽然你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以致令人感到不太可能，你前无古人，也许还将后无来者，但终究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知全能——虽然人总是在努力证明和增添自己的神性，你能说你除了懂得电影、音乐、文学，还懂得文学应该怎样评奖吗？你知道你获奖或拒绝获奖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吗？
答案在风中飘！
拒绝诺奖不是不可以，但你的高尚与诚意应该超过诺奖的分量。
（现在据说这个拒领声明是假的，但我在今天早上看见的时候非常生气，上面的话是当时所发评论，略有修改。）
以下是声明全文——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10月13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会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似乎还有余地。这时我就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发了，但并未公布给大众），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作出了决定，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
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直都是一个摇滚歌手，而非诗人、作家。即使我现在不知道摇滚到底是什么，我曾经认为那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它也可能是退化，因为如今摇滚舞台上尽是些会跳舞的长毛猿。
学者们、教授们和文学博士们现在会论证我不是个歌手而是个诗人，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我50年前真是个诗人，你们会一言不发地看着我饿死。而歌曲，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解放了的、看不见的共和国。
当然，获得诺奖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且是一件很励志的事，因为如果一个流行歌手能够获奖，就是说所有人都能获奖。你不能反驳我，事实就是如此。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歌手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自由表达的歌手，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创作出的作品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鲍勃?迪伦还是鲍勃?迪伦?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而且，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反越战人士抱同情态度，这 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诺贝尔奖得主鲍勃?迪伦支持反越战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
所以个人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冲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者胜”，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那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站在歌手的身份，我似乎没有太大的理由妄议文学界。但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内里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诗意表达”，我的理解即是“自由”。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他在于有权力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力吃饱饭。
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的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作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作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民权解放运动。
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140万美元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140万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作出的拒绝都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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