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也在变的文章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这种语言变异的现象，人人都有经验，汉朝的哲学家王充把它总结成两句话，叫做“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这正好用来做我们《常谈》的题目，这一次谈“古今言殊”，下一次谈“四方谈异”。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呋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日：“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日：“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日：“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yì]、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作“明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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