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堂弟文章鉴赏
我要说的那位同学，是我在长春冶地校同班同学解云龙。他和我同样在丁酉年被划入另册。
同学中，解云龙在学习上属于不求甚解派，各门课程，能达到三分以上就行了，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绝不为4分或五分损害自己的脑细胞，在他看来，三分和四分五分没啥区别。
在五十年代初，人，没那么多心眼，尤其是我们这些不到二十岁的大孩子，大家能凑在一起，都是缘份，打打闹闹有之，为一点小事发生点争执也时有发生，但不伤和气。
1954年秋毕业，我被分配到新疆，解云龙被分到了中南的西华山。到了丁酉年之后，有些同学突然失去了联系，不用问，定是都掉进阳谋的坑里了。我们是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才有了点联系，这还多亏母校的恩师告诉了我他的近况。人生好像一个大圆圈，起点，也就是终点。他东西南北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他的故土吉林市，而我，在横贯中国东西之后又回到了我出生的小山城。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解云龙通过几次信，得知他比我有出息。改正后，他被安排到工商银行吉林市支行工作，并入了党，不久之后，又被提升为市行保卫科科长。在银行系统，这个位置虽说不上显赫，但，也是个非常重要和党委信任的职位。
通信中我曾对他说，经过丁酉年那么大的挫折，你对党还是信心十足，敝人真对阁下敬佩不致。
他回信说，得了吧，你别和我绕弯子了，你心里想说什么，你我心中都有数。你小子是不是想说，你解云龙这么些年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这么积极要求入党，为了什么？我可以写些冠冕堂皇的话给你看，但你信吗？
这话得往回说。解云龙六十年代从中南被遣送回吉林时，情况十分糟糕。妻子和他离异，这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即当爹又当妈，自己靠当小工，一天挣1。86元维持这个破碎的三口之家。但当小工的差事也不是天天有，还是闲着的'时候多——这滋味我领教过。孩子在家里住不暖、吃不饱，有时就流浪在外。当时我比他强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那口子也是另册中人，跛驴驮着个破口袋，谁也别嫌谁，毕竟一家三口在一起，相濡以沫，相互搀扶着艰难地走过来了。
话，再回到原先的话题。他在信中还说，他们那些既得利益者，当年不是专整专管我们这样的的人吗？好，这回我也要入党，也要当官，我也要管管他们！这话确确实实给了我一个大震撼，觉得我这位同学的心态出了毛病，起码不健康，少了些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持。说句粗话，狗咬了人一口，人怎么可以回过头去咬狗一口呢？
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堂弟在丁酉年，大学还没毕业，就在大学被划为着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堂弟也得到了改正，因为是学农业的，所以被落实到农牧局作了一名小科员。他不甘心，入了党。不久，也荣升为该局的农科站的站长。说老实话，这官不大，是旧升官图中“末入流”一级的，但，手下也有几号人马可共差遣。我曾和他谈过，问他入党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是为了那个乌托邦主义奋斗终身吗？他的回答令我意外，竟和我的同窗如出一辙。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解云龙在吉林后办的老伴来信告诉我，解得了胰腺癌，已到了卧床不起的晚期，解在病床上老叨念很想念我，想见见我，问我能不能去。我没回信，第二天就和妻一同去了吉林。在一所医院的病房中，看到解云龙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我的眼泪不由得就流了下来。解云龙却十分坦然，平静地跟我说，没那么严重，只是胃病，会好的。——我知道，别人在胡弄他，他也在胡弄别人。
这时他的老伴却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后来她在走廊上告诉我说，解云龙去年已做过手术，是胰腺癌，已到了晚期。今年又复发，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家里人都向他说是胃病开的刀。
那次到医院看解云龙，算是我们的诀别吧。其实，解是那么明白的一个人，他怎么会相信家人说的话，他得的是胃病？装糊涂而已，在人生的最后一步，他想到的还是他的家人，不忍让他们伤心。
更不幸的是我的堂弟，本世纪初的早春，我正在南京也是死去活来的做心脏搭桥手术时，得知他也得了癌症，也到了晚期，捱了数月，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他也撒手走了。
论起来，解云龙比我小一岁，他去世时还不到六十的退休年龄。堂弟比我小两岁，才六十四岁就故去了。乌乎，悲哉！借用一位古人的一句名句，有可能的话，想在他们的墓碑上刻上一句铭言：“当年傲骨今安在，独留荒冢向黄昏。”。
从我记事时开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以利害为依托，以斗争为光荣，以阴谋为智慧的纷乱世界之中。在这个柏杨先生称之为大酱缸里，不受熏染，那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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