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落在命运里的那一张录取通知书随笔
老家里的三间泥砖瓦房，记载着我的童年、少年，直至我26岁在单位分到了房子的20多年的光阴，这三间泥砖房见证着我的成长，见证着一个家庭许多的悲喜。
父亲去世后，这三间老房以遗产的形式分给了大弟。国家经济不断地发展，以往每家每户都居住的泥砖瓦房逐渐被钢筋水泥房代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大弟一直没有新房，迫切需要新的房子。村子里的宅基地几场较量下来依然有人寸步不让，无奈之下，大弟于前年把老房拆建成一栋崭新的混泥土钢筋楼房，我们心中很是欣慰，也有几多的不舍。这一拆旧建新，也拆去了我刻在我曾居住的房间床头墙壁上的那一行字：1995年8月15日。我没成想，这一行表示时间的字，早已经转刻于我的心中，永远也无法拆除。
1995年8月15日，我正好从某某师范毕业1个半月，正在等待分配，等待别人对我命运的安排。那时还不时传来某某同学可能分在哪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事后证明大多是准确的。我的家庭没有能力为我也争取一个可以和那些同学比肩的消息。岁月总算让我渐渐读懂了“平凡的人听从命运，只有强者才是自己的主宰”。
大妹中考失利，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整日在家垂头丧气，常不出门，我只得常常留意，和她多聊天。8月10日上午10时许，没成想到，邮递员送来她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刚毕业学校幼师班录取了她。我和大妹喜溢眉梢地拆阅着信件，看到后头收费的内容时却又沉默了。第一年需缴纳的学费是4750元，第二三年每年2500元，而且是不包分配的，报名截止到8月15日中午12时。忽然之间，妹妹没有了半点的喜悦，因为她知道这笔钱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一个肩挑五个孩子的父亲意味着什么。她把通知书用一个杯子压在饭桌上，脚步沉重地进去了房间，我知道她在等待父亲回来做最后的决断。她甚至于中午也没有出来吃饭，我猜想她不知多少次哭湿了枕头。这白天的大半时间，我曾拿着通知书给小弟小妹们看，曾拿着它给叔伯们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曾两次敲着大妹的房门，大声说：以后我供你读书，我每月寄你生活费。她只用“不要烦我”作为回应。
父亲忙碌到晚上7时多才回来，我早已煮好饭菜等待他，我以为这是对大妹至关重要的一餐饭。吃饭时，父亲看了两遍录取通知书，沉默好一会，只蹦出一句：要那么多钱，还没有分配!小弟小妹们也似乎感觉到气氛的不对，都低头吃饭不说话，继母也没有说话，我几次欲言又止。大妹忐忑地扒拉几口就回房了，一家人在沉默中吃完了晚饭。
晚饭后，父亲就出去了。接下来，一连四天都是像平常一样，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晚饭后父亲就会早早出去。看着父亲凝重的表情，我们都小心翼翼，不敢提及妹妹读书的半点事情。期间也有亲戚问我大妹会去读书吗?我只得据实以告。这四天，许是大妹人生中最煎熬的四天。
8月14日晚饭后，父亲却没有出去，而是支开小弟小妹们，留下大妹，继母和我。我知道，决定的时刻到了。父亲喝了口茶，顿了顿，脸侧向大妹说，你是不是很想去某某师范读幼师。大妹使劲点头，以“嗯”作答。尔后，父亲又将脸转向我，你师范毕业了，将来大妹的生活费就由你负责，你是家中的大哥，四个弟妹，你要有所担当。我坚定地点头并做出承诺。
父亲转身回房间，我和妹妹一阵窃喜，希望终于降临。过了好一会，父亲单手捧着一个塑料袋出来。打开塑料袋，才知道里面装的全部都是钱。大小面额的都有，但整整齐齐的分好了类，每一种面额都用一条橡皮筋捆住，也许反反复复不知清点了多少次。父亲当着我俩的面，把一捆捆钞票重清点了两遍，总共是4800元整。父亲说，你在那间学校读了三年书，比较熟悉，明天就由你去给妹妹报名，我要去干活，而且这样也可以省点路费和饭餐费。
1995年8月15日，我六点出门，是妹妹用自行车送我至车站。临行前，父亲和继母百般叮嘱，一定要注意钱的安全。我把钱分成四份分别装在四个裤袋里，录取通知书也放入了右边的口袋，右手紧紧地攥着50元。走路时，不时用双手有意无意的碰到自己的四个裤袋，时刻保持着警觉。
途中转了两次车，我八点半到达某某师范。我很快找到报名处，报名的人挺多，分了三队，我排在了其中一个队伍的后面，而我的后面不断有人加入。前面时不时会传来一些争吵声，我不知所因，但过慢的报名速度显然让我有点焦躁，常常用手摸着四个口袋，侧身垫脚望着前面。当我的前面只有两个家长的时候，我隐隐听到正报名的家长似乎发起了火，争吵了起来，但火很快就被浇灭，沉默了，不知有没有报名，转身离去。我前面的家长，是个穿戴时髦的妇女。我侧身看着，下意识的观察她的做法，留心她们的对话，期望从她那借鉴到报名的经验。她慢悠悠地从她的肩上拿下一个红色的.皮袋，把它放在报名教师的桌面。她拉开皮袋，从夹层里拿出一大沓百元大钞和一张录取通知书，放在桌面。报名老师略略提高音量地说：学校规定，报名要先交2000元的赞助费。那妇女用粤语回了一句：有某搞错，通知上都某呢一项，又唔见左2000蚊。说完却麻利地从那一沓钞票中点出6800元，报完名，她把发票和找回的钱胡乱地塞入皮袋，气呼呼转身离去。
看到前面的一幕，特别是那不明就里的2000元赞助费，我心中不安起来，双脚稍稍犹豫地迈到报名老师前。我把早已准备好的录取通知书放在桌面稍稍抹平，临深履薄地说:老师，我帮我妹妹报名。报名老师抬头挑了一眼通知书说,先交2000元赞助费，再报名。我的脑袋突然“翁”的一下，尔后一阵眩晕，我顿了顿，声音明显开始发抖：通知书上没有这一栏，我没有带那么多钱，可不可以先报名，我明天再补齐。“不行，你先让开，等别人先报!”报名老师答得坚定而烦躁。
我脸红耳赤迅速转身离开，快步走到饭堂门口，远远望着报名的人群，也看到厨窗口上方的钟已经显示9:25了。情急之下，想到去找校长。我来到校长室，正好有两人匆匆离开，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轻轻敲打校长办公桌不远的屏风，看到校长抬头望了我一眼，有些不耐烦地问：你有什么事?我来到校长面前，有点语无伦次的说明原因，并表达了希望得到推迟缴纳赞助费的意愿。校长没有半点的迟疑，而且语气很坚定：不行!今天12时前必须缴纳清所有的费用才能有学位。说罢，他晃动着他硕大的秃顶脑袋，扬起左手罢了罢，仿佛罢在我的脸上，罢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多么短的对白，希望再次破灭。
出了校长室，我按住裤袋跑到校门口旁的读书亭，眼泪哗哗直下。看到亭旁的教师宿舍，突然想起数学老师就住这里三楼，我仿佛又见到了希望。我擦去眼泪，跑出校门。在一个水果摊前，我看着攥在手里只剩下的30元，计算着回去所需的车费，买了两斤半的苹果。
我提着水果，敲开了老师家的门。我还没放下水果，就有点哽咽地跟老师说明了来意。老师站在我的面前，只是使命地抽着还剩半截的自卷的香烟，半天没有说话，等了好一会才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某某某，你现在分配在哪?我说，还不知道，不管他，有工作就行了。我继续哀求老师带我去找校长说情，数学老师答应了，我松了一口气，仿佛看见希望在冉冉升起。
我和老师来到校长室门口时，里面有好些人，还传出激烈地争吵声。等他们走完，我和老师敲门进去。老师向校长表明来意，但没有想到校长只是思考片刻就说：后面还有大把人排着队等着报名，还有人愿意捐赠学校几台钢琴，没钱，就让给别人读。老师嘟嚷几句，悻悻转身而去，我绝望的紧随其后。
和老师并肩走了50米左右的距离，他对我说，你去想想其他办法吧。我问老师多少点了，老师告诉我10:30。我跟老师道别，突然双手捂住两个裤袋狂奔起来，一直跑到离校大约500米的江畔。在江畔的小商店里，我拨通了伯父家的电话，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话，但一直没有人接听。我跌坐在店旁大树下的石凳，任由嗓子冒着烟，满脸汗涔涔，约莫等了5分钟，又去拨通伯父家的电话，电话依然没人接。挂下电话，想想时间，我知道，向家里求救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我想到我的叔叔，他就在离这7、8公里处的一所中专任教，这是最后一条救命稻草。
我来不及细想，赶忙跑到路口，叫了一辆摩托车。路上不断地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尽管经过了整个市区，但我们20分钟左右就赶到了叔叔所任教的学校。门卫不准摩托车进校园，我下车给了10元车费，一路小跑到叔叔的宿舍。敲门，大力敲门却没有人应答，整栋宿舍静悄悄地。我一连敲了5、6家，都没人应答。我退到楼前，声嘶力竭地呼叫叔叔的名字，可是只有知了在“知了、知了”地回应我。我又一路小跑，去校园里寻找其他人问询，却只见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问他们却都说摇头不知，暑假去玩了吧。在图书馆旁，我还找到两个扫地的阿姨，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感到绝望开始降临，整个人突然间像散了架，没有丝毫的力气。我耷拉着脑袋，步履蹒跚地走出校门，沿着公路一直走了好几公里。走得累得无力迈脚，就坐上了公交车，回到了之前的河畔。
我不知怎么办，头脑一片空白，在树下坐了几个小时，喝了一瓶矿泉水，坐车回家。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我告诉家人，要多交2000元，才能报名，之后没有吃晚饭，躲在房间里痛哭，边哭边在墙上刻下“1995年8月15日”。我把录取通知书贴在这一行字旁。大妹从此与读书无缘，早早出去务工了。那一天，是她煎熬的一天，也是我觉得愧疚她的一天。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奥!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可是，那么多年以来，我却经常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1995年8月15日”却深深扼住了我。(把事情经过写出来，心里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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