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随笔散文
最近，时常做傻事。我会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闲逛到以前住的地方，站在自己千百次经过的十字路口，呆望已然变成一堆废墟的林山新村。我有些恍惚，也许，每个人，每件事，都注定在一个极其精确的坐标上，错过了那一秒，偏移了那一寸，再回首，都只能是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了。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在外地工作，我和弟弟还太小，他们只好把姥姥从老家接来，照顾我们的生活。
姥姥很爱干净，她月白色的对襟上衣，总是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儿。那个时候，姥姥已经是满头银发。每天无论多忙，她都会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扎一个低低的小辫，然后，把它往上一窝，用几个黑色的卡子固定，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发髻。在很多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姥姥搬出大盆，拿出搓衣板儿，拽一个小凳子，在院子里悠然地洗衣服。我和弟弟会忍不住蹲在大盆边儿，伸手捧大盆里雪白雪白的泡沫儿，然后，一口气把泡沫儿吹散在空气里。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会烧一大锅热水，挨个儿给我们洗头。表妹的头发又多又长，因为不常洗头，头上长了虱子。每次洗完头，坐在太阳底下，姥姥眯缝着眼，用一把篦子，一绺一绺地给她梳，每梳一下，就拨弄一下篦子密密的齿儿，我们会蹲在旁边盯着地上，看四处逃窜的虱子。我们还没数清楚有几只，就见姥姥翻转大拇指，“啪，啪”几声，虱子就定格在了地上。
七八岁正是长个子的年龄，我们饭量很大，而且，孩子多，难免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周末的下午，姥姥常常带着我们，到附近的田野里挖野菜。初春的季节，阳光洒在身上很舒服。风，不再凌冽，而是像妈妈温暖的手，轻抚脸颊。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得正盛，很多人在田埂上放风筝。姥姥挎着一个大大的荆篮，在田埂上边走边看，她大眼一扫，就能知道哪块儿地野菜比较多。放下篮子，她双手并用，好像周伯通的互博术一样，很快，篮子就盖住了底儿，再一转眼，就是满满一篮子的野菜了。时常，我们挖了一会儿，就耐不住性子，跑去捉蚂蚱，看别人放风筝。望着风筝遥遥地飘在天上，我时常想，爸爸和妈妈在哪儿，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回到家，姥姥仔细地将野菜根儿上的土洗干净，把水控一控，然后，拌上适量的面粉，面粉不能太多，否则蒸出来的菜太干；面粉也不能太少，否则，菜就会太黏。把菜和面粉拌匀，就可以上锅蒸了。野菜蒸熟的时候，那种清香溢得满院子都是。趁着蒸菜的空挡，姥姥会剥几个蒜瓣，在蒜臼儿里捣成蒜泥儿，调进油盐和酱油，有时候，会加一些南德调料，拌进野菜里，搅匀，就可以吃了。一次，隔壁做生意的刘阿姨来串门儿，看到我们在吃野菜，眼里是满满地不可思议。姥姥让她尝尝，她连连摇头，禁不住姥姥的热情，勉强尝了一口，后来，刘阿姨常常跟我们一起挖野菜。
刘阿姨很热心，她看到姥姥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不容易，隔三差五地接济我们，或是一碗饺子，或是一块儿肉，或是一些零食。每一次，姥姥都搓着手，感激得不知说些什么好。姥姥也时常会把挖来的野菜，送给刘阿姨，刘阿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姥姥会帮着带一下她三四岁的儿子。一来二往的，姥姥就跟刘阿姨成了好朋友，天气好的时候，她们会边晒太阳，边聊天。姥姥的针线活儿很好，妈妈说，我们姐弟小时候穿的棉袄、虎头鞋，用的围脖儿，都是姥姥一手缝制的。刘阿姨给儿子做衣服的时候，常常会请教姥姥，姥姥总是耐心指点，有时就亲手代劳，她戴着老花镜，把细细的线头剪整齐，用嘴唇湿一下，眯缝着眼，穿针引线的样子，好似她在给自己的孙子做衣服一样。衣服做好了，刘阿姨眉开眼笑的，突然叹了口气说：“大娘，你现在替我做衣服、带孩子，以后，你们搬走了，我可咋办啊……”
姥姥只呵呵一笑，说：“你看看……”
刘阿姨的丈夫特别喜欢喝酒，一次，喝酒喝到胃出血，医生说，再照那样喝下去，迟早会把命喝没的。刘阿姨吓坏了，那段时间，每一次，刘阿姨难过得红了眼眶的时候，姥姥都想安慰几句，可是，她又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只是眉头一皱，叹一口气，无奈地说：“你看看……”
一个周末的下午，姥姥、刘阿姨和刘阿姨的妈妈，在院子里晒太阳。我的两个弟弟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等姥姥她们进屋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得难舍难分了。刘阿姨帮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两个人拉开，姥姥尴尬地笑笑，说：“你看看，这些孬孙们……”
刘阿姨摆摆手，笑着看看两个脸憋的通红，气鼓鼓的孩子，说：“小孩子搁气，没事儿……看这俩孩子，是挺犟的。”
“这大的，心灵是怪心灵，就是孬孙，老欺负那小的……”姥姥笑着，语气里似乎有种骄傲。
在我家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每到周末，都会有很多中老年人赶过来做礼拜。我们经常去玩儿，看那些人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地“主啊，万能的主啊”地虔诚祷告。节日的时候，还会表演节目。至今，我仍然记得他们一群人排练《十三不亲》的情景，领唱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皮肤有些黑的中年妇女，声音有些尖，调子却把握得极准。姥姥偶尔也会去礼拜堂，但是，她从不祷告，更不跟他们一起唱歌，因为姥姥信的是神，供奉的是孙大圣。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早早吃过晚饭，姥姥就在昏黄的灯光下，边做针线儿，边讲神的故事。表哥上五年级的时候，一天他从地里回得很晚，开始的时候还很正常，半夜的时候，突然就跟舅舅吵起来，吵得很凶，看表哥的架势，甚至想跟舅舅动手，舅舅气急了，拿了鞭子就往表哥身上招呼。表哥也不喊疼，只是梗着脖子，冲舅舅大吼：“你打死我吧！打死我算了！”甚至把菜刀拿了出来。
平日里，表哥虽然经常跟舅舅顶嘴，但是，从来没有像那次一样不要命。舅舅和妗子看情形不对劲儿，就赶紧叫了姥姥过去。姥姥看了一下，厉声骂了起来：“谁家的孬种，鳖孙儿，敢来害俺，看我明儿能饶了他……”
姥姥骂了几句以后，表哥突然就正常了，惺忪着眼睛，看看舅舅和妗子，问他们是怎么了，大半夜的怎么不睡觉。舅舅和妗子忙去看他身上，居然一条鞭子印儿都没有。这件事，姥姥不厌其烦地说了很多遍，每一次最后，她都会虔诚地说，孙大圣在保佑着我们。
小孩子免疫力低，很容易生病。一次，我的大弟弟运升高烧不退，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姥姥着急得四处借车子，送弟弟去医院。刘阿姨和房东的女儿小娇，也帮忙打听谁家有车子。最后，好不容易借来了架子车，表哥、表姐和我们七手八脚地把运升抬上车，窄窄的胡同里，架子车堪堪擦过墙边，姥姥倾身向前，不时有砖头挡在车轮下，我们就使劲儿往前推。姥姥埋头在前面疾走，我们五六个孩子在后面跟着，队伍浩荡，不时有路人好奇地回头看。县医院很大，在那里看病，绝不会像在村卫生所看病一样简单。姥姥跑前跑后地逢人必问，才勉强挂号，然后缴费。缴费的时候，我看到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钱，一毛的、两毛的、五角的、一块的，摊在柜台上，好多钱。听到医生说，打了吊针，退了烧就好了，没什么大问题，姥姥才松了一口气。运升刚挂上点滴，姥姥就冲了出去，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原来，她只是要上厕所。或许是太着急了，一头冲进男厕所，出来以后才发现。
实验小学在东关，而我家在大西关，每天都要走很长的路。路上，我和弟弟妹妹们总会盯着路面，发现烟盒或者漂亮的外包装纸，我们会兴奋地捡起来。等烟盒积攒到足够多，我们就拿去卖废纸，凑回家的路费。那个时候，除了看电影，回家是最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路费都不够，姥姥就一大早带着我们出发，在回家必经的南关路口“等车”，有时候是拉砖车，有时候是货车，有时候是农家车，姥姥总会招手把车拦下，几句话以后，我们就皆大欢喜地上车了。下了顺风车，我们还要再走七八里地的路。路上，我们或者聊天，或者跳皮筋，不知不觉，家已经遥遥在望。通常，姥姥都不怎么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往家的方向走，偶尔会念叨一下说，你姥爷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做饭；他的衣服脏了，有没有人给他洗……
那一年，我在姥姥家过年。爸爸和妈妈被迫背井离乡，舅舅也不得不留在外面过年，家里一片愁云惨淡。那天下午，姥姥和姥爷在厨房里蒸馒头。姥爷烧地锅，姥姥揉面。我和表姐站在厨房门口默默地看着，偶尔说句话。
“去堂屋拿个篦子过来。”姥姥突然说。
我一时走神儿，站着没动；表姐也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姥姥蓦地骂了一句：“堂客！”
我和表姐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明白，姥姥怎么会突然说“坦克”，我们跟军事上的坦克有什么关系。后来，回想一下，妈妈不听话的时候，我似乎也听姥姥骂过：“你个堂客。”但是，我却始终不知道什么意思。忍不住问妈妈，妈妈说，堂客就是结了婚的女人，姥姥骂我堂客的意思，是我早晚是别人家的媳妇，不是自家人。
四五年前回老家的`时候，路过县城，忍不住寻觅以前住过的地方，除了那座每天上学必经的桥有些面熟外，那每到周末，都热闹非凡的礼拜堂，西关大片大片的油菜地、小小的四合院、窄窄的胡同，甚至我们曾经千百次等车的南关路口，都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好像一直在做梦，梦了二十几年，突然醒了。
那时，姥姥是挺享福的，她不用操心有没有钱，儿女是不是孝顺，某件事该怎么决定，因为有姥爷在。姥爷会修自行车，而且，修得很不错，不少人都慕名找他。家里缺了什么东西，不用姥姥提醒，姥爷就添置了。舅舅和妗子们，对姥爷也很是敬畏。后来，姥爷去世了，姥姥一下子没了依靠。她放下面子去求儿子养活，她小心翼翼地干活儿，只为不看儿媳脸色，她节衣缩食，只因为她不会挣钱，再也没有人像姥爷一样，替她分担，为她操心。
大学刚毕业那年，我和运升一起回家。见到姥姥的时候，她正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呆坐着，手扶着拐杖，拐杖的握手，已经被磨得发亮。姥爷去世不久，姥姥的眼睛开始模糊，医生说是白内障、青光眼。因为延误了治疗，姥姥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许是很久没有人陪她聊天了，她紧攥着我和运升的手，不住地说话。虽然姥姥气馁地说，一天天地拖累着儿女，招人嫌，不如早点儿死了算了，但是，我看得出，她是想好好活着的。运升安慰她说，他会算卦，姥姥还能活几十年呢，而且，外国有种眼镜，只要一戴上，眼睛立马就能复明了。姥姥眉开眼笑地说，好，她等着运升给她买那种神奇的眼镜……
终究，姥姥是没有等到重见光明的那一天。
回家奔丧的时候，我见到了十多年不曾见面的舅舅。我很讨厌他，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的不孝，才延误了姥姥的病情，以致姥姥的眼睛看不见。舅舅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头上满是灰尘，似乎好多天没洗过头了。脸上深深的皱纹那么明显，衣服也很不合身，裤子胖得可以塞下两三条腿。一双军绿鞋上沾满了泥巴。舅舅年轻的时候，是极爱干净的，每天都打扮得很光鲜，可是现在……那一刻，我突然不恨他了——舅舅也老了。
跪在姥姥的灵前，看着遗像上姥姥温和而慈祥的笑，我有些恍惚。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死亡，是三年前徐伯鸿老师的去世。平日里，徐老师很健康，常常见到他扛着钓鱼竿，骑着山地车，到处转悠着钓鱼。散伙饭的时候，他还跟我们拼酒，还豪放地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两个月以后，正当壮年的他，却猝然离世了。人生不是很坚强，很悠长的吗？怎么突然间就变得比玻璃还要脆弱，短暂得让人毫无防备了呢？小姨一直哭，哭到眼泪鼻涕不分彼此，哭到嗓子哑了，仍然止不住。她趴在姥姥的床头，撕心裂肺的喊：“我的亲娘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再多等几天，再过几天，我大姐就回来了呀……我以后来看谁呀……”
我真的没有很悲伤，只是，脸上的眼泪默默地湿了干，干了又湿……
姥姥和姥爷合葬了，萧索的坟地里，那一座沧桑的旧坟旁，瞬间就多了一座刺眼的新坟。我们没有停留很久，表姐的儿子生病了，她还得赶回去给他打点滴。头发灰白、背有些佝偻的舅舅和妗子，相互搀扶着走在前面，表哥、表姐默默地跟在后面。走了几步，我不禁回头，孤零零的坟前，纸钱化成灰烬，犹如黑色的蝴蝶，在风里上下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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