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散文（精选7篇）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高雄大寮乡眷村，当代女作家。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龙应台散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龙应台散文1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散文2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2009年09月24日1502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spam(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龙应台散文3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说：“我不认得这里，我要回家。”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上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向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霎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键，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龙应台散文4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国北部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没，下面的街头人生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的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花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欢呼雀跃。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个壮烈的场面，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个沙漏里的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到班驳剥落的门拄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房顶裂缝一寸寸扩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升高，时间也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妻，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睁眼就写，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越写越大，字符串越来越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越来越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还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在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焦，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花，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国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衡量？
龙应台散文5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年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祥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在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的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踏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俱总在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改天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会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去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像，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脚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龙应台散文6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龙应台散文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龙应台散文7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谨慎，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太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件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作者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架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很长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首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回收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回到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把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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