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散文
每当到了烈日炎炎的夏日里，在酷热难耐的那些天，很自然就会的想到8月7日或8日还有多少天。因为那是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在我们东北，立秋之后气候就会有是改变，最明显的是一早一晚开始凉了。由于空气里也少了湿度，天也高了云也淡了，只是中午的太阳照射皮肤上，有烧灼感，一天里温差也比较大了。
秋收在即，经过挂锄之后的休整，庄稼人又精神十足地做好秋收的准备，他们把别在棚子里房薄上闲置了三个季度的镰刀取下来。在闲暇的劳动之余或月光明媚的晚上，将镰刀蘸着清水，用磨刀石“嚓、嚓、嚓”地磨着。耐心地磨上一阵后，有经验的老农就会用拇指肚轻轻地刮一下刀刃，测试一下锋芒，如果发现不够锋利或有不可心的地方，就再磨上一阵子。
庄稼在田野里一天比一天成熟，田埂地头的杂草、蒿子也在成熟，蓬蓬蒿蒿地，也在迎接它们的秋天。二十四节气歌里的“立秋忙打甸”，也有称做“立秋忙打靛”的，但所指的意思相近。此时割地尚早，一些勤快的人便拎着镰刀，去野外打柴禾。过去苞米种的少，没有那么多苞米秆棵做烧柴，尤其是远离山沟的屯子，烧柴严重不足，需要秋后打一些蒿草做柴禾，我们那里称之为秋板子柴禾。有时候也可能到甸子上打一些软草，留作扒炕抹墙用的洋搅或苫房用的房草。
如果再进一步区分，应该还有两种说法。有人说“立秋忙打甸”，那打甸就是打草料，由于草适合做饲料，把打的草晒干捆起来，留着给牲口过冬吃。如果说“立秋忙打靛”，那打靛就是另一种解释了，靛青在秋天成熟，打靛是为了提取靛青种子的色素，用于染布。
在平整且面积较大的草甸子上打草，最适用的是钐刀。钐刀的形状和镰刀极其相似，只是它比镰刀要大很多，或者说它就是一把特大号的镰刀。刀把长度近三米，与刀刃成九十度以上的角度。它是打草的专用农具。使用钐刀打草的时候，必须将钐刀抡起来，割下的草便规则地倒下一排。在接下一刀又放倒一排新草的同时，也将前一刀割下的顺带收拢到一侧。打草的人不用弯腰，站直即可，两脚要叉开才便于发力，以人体为中心轴，刀在地上抡开个弧形，一步一刀，一步一刀，姿式不变，构成一幅动作优美的乡间打草图。
过了立秋，就是处暑，庄稼院也更加忙碌起来。开始收割的第一天，也叫开镰日。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这一天，肯定会有一个什么隆重而壮观的祭祀仪式，少不了杀猪宰羊、跪拜祈福什么的。可惜我们没有见到过，赶上的却是“破旧立新”的年月，那些民俗仪式，恐怕只能在历史的记载里去寻找了。
最急于抢收的庄稼就是糜子，又称黍。它一旦成熟了，籽粒就开始脱落，如果不及时收割运回场院，籽粒就会落光，收回来的只能是一捆草了。
最不容易收割的要数大豆，我们习惯叫黄豆。割黄豆时抓豆秧的手，需要戴一只手套，否则豆荚会扎手，而且一些小毛刺扎到皮肤上很难摘下来，割地当时没什么感觉，休息时就会疼痛难忍。
最好割的应该就是苞米了，割下来扔成一铺子一铺子即可，也不用打捆。
最累人的则是割水稻。如果稻田里泥泞，需要穿靴子下去，沾满泥的靴子给两脚带来额外负担。水稻的秆棵矮，需要深弯腰，除了在打捆的时候，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如果遇到被风吹倒成片的，如相当于遇到了没有头绪的`烂线，割起来就更费劲了。
“秋风镰刀响，寒露割高粱。” 割地最时讲究技巧的，就是割高粱。高粱秆棵有三米高，先用镰刀搭过来六七棵，另一只手迎过去一把拦腰抓住，另一只手将镰刀在接近地面处一用力一搂，“唰”一声，几棵高粱就割了下来。由于高粱穗重，因此要尽量抓高粱秆棵的上半部，免得割下后头重脚轻分叉散开。
割庄稼，还有一个需要技术的地方，就是打捆，也叫捆绕子。割下来的庄稼，基本都是就地取材用自身材料做绕子打捆。长长的高粱，用两三根做绕子即可，捆起来也极容易。糜子、谷子也是用一小缕做绕子。但水稻是相对棵矮的农作物，就需要用两缕缠接在一起做绕子。不过大豆和苞米都不急于先捆，还要晾晒一阵子，等到需要捆的时候，单独用已经割掉了穗子的高粱秆棵，也就是秫秸来做绕子。
庄稼打捆后，摆放在田野里，收工前还要把每十几捆为一组，穗子朝上立在一起码好，等些天风干后，再用大车拉回场院，码成大垛。
收割的季节，无论是在地里歇气的时候，还是收工后回家休息的时候，随时都会听到有远有近的磨刀声。那“嚓、嚓、嚓”的声音，融进了辛勤的汗水，释放着丰收的喜悦。
当年在乡下，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有几亩地，叫校田地。我们的课程表里，当然也专门有两节课，叫劳动课。春天校田地的庄稼出来后，怕牲畜家禽祸害青苗，老师就安排我们轮流停课去护青。之后还要按农时去地里间苗、打丫子、追肥、铲地、拔草、收割，最后由学生们一捆一捆地用肩膀扛回到学校的操场上。
学生的劳动任务，差不多每周都有，一项紧接着一项。刚一进秋天，就有课后撸草籽的任务，学生们放学回家后，到田野或草甸子撸草籽，然后交到班上统一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用这笔钱做班费用；入冬上冻前，有拔豆茬子的任务，留做班里里冬季生炉子用；校田地要积肥，还有捡粪的任务，不管你家离学校多远，都得用筐把捡到的粪挎到学校。
那是文革时期，农村孩子长大后，极少有别的出路，绝大多数都要务农。父亲担心我将来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或二流子，就安排我在放学后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义务地跟着大帮的社员学做农活儿。有一次割高粱，我怕被别人落下，就抓紧快割，结果忙中出错，镰刀抬高了，把抓高粱秆棵的手砍出来一个大口子，留下个让我常常回忆起割地的伤疤，这也是我身上唯一的一块疤痕。
劳动中有苦也有乐。有一天下午，割大豆歇二气儿时，二舅去一旁地里小解回来，告诉我就别排垄再干了，他说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一棵大天天秧，从地边往里走，在第多少条垄上。
天天，学名叫龙葵，但各地对其叫法不同，就是在东北也有另称其为“幽幽”的。它生长在草丛中或大地里，秋季成熟后，一嘟噜一嘟噜的天天由绿变黑，吃到嘴里甘甜可口。我按二舅说的方位去找，果然有一棵大天天秧，挂满一串串黑色成熟天天。吃到熟透的天天，才知道刚刚由绿变黑的并不好吃，原来熟得根蒂发黄了才更好吃。在那个没有零食的年代，生长发育中的孩子又总是闲饥难忍，如果能在篱笆旁或草丛中发现一棵熟透的天天秧，那可真是一次意外的惊喜，跟小猫见到了鱼似的。
那时候，社员们铲地偶尔遇到一棵天天秧或瓜秧，一般不会将其除掉，尽管将来不见得自己能遇到，但毕竟给某个人创造了价值。可惜现在，农业上广泛使用除草剂，割地时很难再遇到天天秧一类的意外收获了。
由于联合收割机正在广大的农村逐步普及，割地的镰刀也面临步入退休的势头，不会再有多久，就将告别它钟爱了几个世纪的土地。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那个年代里，伟大领袖的这句话，几乎是每一所学校的大墙上必有的标语。
秋收时节，学校不仅要放秋收假，还会经常全校停课，安排学生集体去生产队支援。
秋季支援，一般都是扒苞米，因为这项劳动不需要什么技术。一大早，我们按照前一天老师的布置，把书包里的书本掏出来，把汤匙装进空饭盒放到书包里背在身上，也不用到学校了，直接奔往去支援的生产队。那只汤匙在书包的饭盒子里走一步“咣哴”响一声，路上的人听了就会猜到，这又是去哪个生产队支援了。
集合的地点，通常都是去支援的那个生产队的喂马站。一般在早饭后的时候，同学们就差不多到齐了，然后由生产队长在前面领着我们，去往割过的苞米地里，老师在最后边，不时回头张望，看有没有后赶到的学生。
地里待扒的苞米，都是割倒后有序地摞成一堆一堆的，排列成趟。当生产队长的人，肯定是个精明的庄稼把式，能够根据人数和任务总量，合理分配一趟苞米由几个人扒。但我们谁都不愿意多干一点儿，无论几个人一趟，都要按堆依次循环地分开扒，谁摊上个堆大，或者摊上个堆小的，就看谁赶的运气好了。
一个班级的同学里也参差不齐。有会干农活的，也有不会干活的；有特别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有体力好的，也有体力不好的。因此就有明显的快与慢之分。不过在收工时，老师会动员干完的过去接一下没有干完的。
我们的午饭多数时候是在喂马站吃，因为喂马站里有烀饲料的特号大铁锅。焖出来的高粱米饭，软点硬点也无所谓，菜咸点或是淡点，小孩子们也能将就。干了一上午的农活儿，都饿了，有吃的就行。老师会被安排到某一像样的人家，另有单独的小灶。等到晚上收工学生们回走后，老师还会有一顿酒。
上初中时，我们去一个生产队支援，还干过一次掐高粱的活儿，就是用镰刀把高粱穗子削下来。高粱在割完后都是一捆捆地码成高粱攒，我们在高粱攒旁拿过一捆高粱，一手在成捆的秫秸上拿起两三棵高粱穗，另一只手用刀在距离高粱穗半尺左右削下，然后把高粱穗子颠倒着放好，用秫秸扎成捆即可。
记得读高中的表哥曾经对我说，他们班级还到一个又穷又偏远的生产队支援好几天，是背着行李去的，吃住在那个生产队的老乡家……
由于学校经常停课去生产队支援，学生的课程每学期都会落下很多。直到放寒暑假之前，老师就会把书后边没有讲完课程，突击讲一下。也顾不上学生们听会没有，尤其是语文课，没有学完也没有关系，集中学一下生字，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期末考试从不排名次，更没有像现在的什么挂科之说。
在乡下人的眼中，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天。秋天各种农作物陆续成熟，放眼望去，大地里全是粮食。民以食为天，有了粮食，就饿不着人了。
过去的车老板无疑都会装车，拉地时负责跟车的人，又叫发车的。发车的人手里拿个垛叉，也就是双齿长把的钢叉，用它扎进庄稼捆，挑起来递到车上，由车老板接过去，一捆一捆地码在车上。达到一定高度时，跟车的把拴在车后埋在车里余下挂在车辕的大耍绳拿起来，耍绳上有一个滑轮，要挂在车前的一个铁鼻子上，然后将耍绳高高地饶过车顶的正中，甩于车后。车老板在车顶上把耍绳摆正后再下来，发车的把别在车后的绞锥和绞棒抽出来，提起车后的拉子，绞锥插进庄稼捆的位置，也是刚好挂紧拉子的高度上。将大耍绳在适当的位置折一下，拧几圈，缠住缴锥，挂在横穿进缴锥的绞棒上，然后用绞棒绞动绞锥，车顶上的大耍绳就越来越紧。差不多绞不动了，就把绞棒的另一头绊在车后的一个固定的小绳套上。
那装有一车庄稼的大车，像个刚从酒席桌上下来的醉汉，一步三晃却就是不倒，奔向生产队的大场院。
庄稼拉到场院，需要码成一个个的庄稼垛，待入冬干透后才能打场脱粒。把庄稼码垛很有讲究，如果码不好，极容易呛进雨水，那样庄稼就会烂掉。因此，这个活儿年轻人轻易不敢尝试，只有上岁数的老庄稼把式才干得来。
除了码垛，还要搭建苞米楼子，其形状酷似南方的吊脚楼。在场院既靠边又通风的位置，用粗木杆做立柱和框架，像埋电线杆那样把它们埋好。在距离地面一到两尺高的位置用粗铁线绑上横杆，这样免得使苞米接触地面受潮发霉。苞米楼子的中间每隔不远，要加个横梁或横勒上几道铁线，起加固作用，以防涨开。底部要铺上木板或并排的木棍，四周疏密有致地插上一些木杆或结实的向日葵秆，易于苞米风干。苞米楼子一般高度在三米左右。将苞米装入后，再往上边铺盖一些稻草或玉米秆什么的，以免雨雪渗漏进去。
三春不如一秋忙。此时，家家都有做不完的活计，孩子们也没有了玩耍的时间。上学走的时候，家长就已经给安排了放学后的活儿。有一天，我们全屯学生约定，到家都撒个谎，就说学校明天有劳动，放学会晚，然后我们第二天便趁放学后进山采蘑菇、打核桃、掏鸟蛋，很晚才回到家。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不够吃，有的地区还饿死了不少人。尽管后来生活水平稍有改善，但农村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公粮，因此吃粮仍然比较紧张。生产队收完庄稼的大地，个人可以进去捡庄稼或者到地里边去放猪，我们把这样的地称之为“解放了”。
捡收割后残留在地里的庄稼，我们男孩子没有女孩子们有耐心。但是，捡不到家里去，却可以吃到肚里去。我们常常到没有来得及拉走的黄豆地里，抱一捆就走，也算不上偷庄稼，然后选一块儿平整光滑的地面，用玉米叶做引柴，一把火点着，找一根粗壮的玉米秆，把着火的大豆挑起来翻动，让着火点更均匀地燃烧。这时豆梗豆荚噼啪作响，熊熊的火焰过后，就用苞米秆把余火打灭。清除未燃尽的豆梗，底下便是烧好的毛豆了。
此时，大家一哄而上，围成一圈，从黑黑的灰烬里扒找豆粒子。过了火的黄豆粒子均被烧得裂了纹，吃起来特别的香。我们一般都是捡够几粒吹去杂物再吃，可嘴急的捡起豆粒直接往嘴里送，被烫得嗷嗷叫，逗得大家忍不住笑。
这是一顿不付代价而又解馋的美餐，因此我们一个个都吃得不亦乐乎。待把豆粒捡得差不多了，也吃累了，才一个个抬起头来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此时大家的嘴巴就被豆灰染黑，就像一群花脸猫了。
当分田到户后，就没人舍得在大地里烧毛豆了。有关烧毛豆的场面，只能到那一代人的回忆文字里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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