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布鞋散文随笔
我已经不穿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好多年了。但我常常记起母亲的布鞋来。
儿时记忆中，农村的妇女都是会做布鞋的。倘若哪家媳妇不会给自家的男人孩子做布鞋，会被村里人取笑其无能。那时村里流行一句俗言：“姑娘十六，针线在手；姑娘十八，做鞋纺麻。”所以，故乡的村姑们，自小便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直到自己为人母，为人婆，再一代代相传下去。对于农村中长大的我们而言，那时候物质并不丰裕，能穿着母亲做的新布鞋上学，是一件既体面又荣光的事情。而现代呢，因为有了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丰富，年轻的姑娘们大都不会纳鞋底，做布鞋了，这手艺恐也面临失传。
而那时母亲是村里最心灵手巧的人，她做的布鞋，不仅结实耐穿，而且鞋面光滑，纹路清晰，好多村里的妇人都上门请教母亲，母亲也乐意帮助，临了不免还得送人家一两片“鞋样”。
母亲做的布鞋，鞋底全用麻线一针一针纳成，黑色灯蕊绒鞋面，白布包的鞋底，有时为了美观好看，母亲也会在鞋底与鞋面之间再镶上一圈白色的'绒线，俗称“毛底鞋”，这鞋在当时的农村，要算是一件奢侈品了。
对于那时代的农村来说，布鞋是一件生活必需而且极为普通的家庭物件，即使这样，许多的乡下人因为穷困，还不一定年年有新的布鞋穿呢。
而要完成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记忆中，农闲时间，母亲总是针线不离手的。年初农闲时，先做好全家人的鞋底，后再做鞋面。单这鞋底，做来便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儿。那时候，家里穿过的旧衣坏布，从来都不曾丢弃过，因为这些可以用作鞋底的原料。
每年初春时节，母亲总把那些收集好的旧棉布，一张张平铺了，放在大方桌上，刷上浆糊，再铺上布面，刷一层，铺一层，那行为，像极了北方烙煎饼的样子，我们那时称这为“打布壳”，待“布壳”完成后，得在阳光下晒到全部干透，方可用作鞋底。
每一双鞋底都是母亲在“布壳”上一针一针纳出来的，遇到赶紧的事，比如农忙时节，母亲半夜里还帮我们弟兄几个纳当年的鞋底。我曾经很小的时候，见母亲在油灯下，一边用锥子引着线，一边还不停地挑着油灯的灯芯，深夜四周一边静寂，偶尔听见油灯灯芯燃过的“滋滋”声，而母亲却像赶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样，严肃而认真。一直到我成人长大，母亲银发腰弯的九十年代末，我才没见过母亲纳过鞋底。
印象中最后一次穿母亲做的布鞋应该是一九九六年，我刚外出求学，母亲帮我打点行装时在我的木格箱子里装了一双新的布鞋，并亲自送我到学校。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生我养育我的那弯山村，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上学期间，我曾穿着母亲做的布鞋行走在校园的图书馆、阅览室、教室及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的布鞋轻巧平整，走路四平八稳，总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可直到有一天，我去学校的饭堂买饭时，路途遇见了几位时新的学友，他们竟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看那小子，穿双黑不溜秋的布鞋来上学，好是老土。”说完便嘻嘻哈哈地消失在我的身后，我那时本以为穿双布鞋是十分得体的事，突然听别人这样一说，不觉双面通红，耳根发热，一时间头脑一片空白，耳中仅存人家的闲话来。从此以后，我再没穿过那双布鞋，我甚至已经忘却有布鞋这一物件来，所以直到参加工作，我也从未穿过布鞋。
那还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因为去北京学习，闲了总爱去那些文人所述的北京胡同转悠。那还是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也异常的和暖，我照例去了一个老旧的胡同，记得名儿应该叫“砖塔胡同”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在这个胡同的68号住过，写了小说《祝福》的，所以我兴致迥然。及至胡同深处，见一约摸八旬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坐在胡同的街边晒着太阳，她低着头，平静而认真地纳着一双布鞋底子，身边放了一个竹扁头，里面全是针线物件——两双布鞋，三双鞋垫，一些孩子的虎头鞋，花花绿绿的，甚为好看。
我被那些东西吸引住了，俯下身去，竟无意间摸起那一双布鞋来，见那鞋面为黑色灯芯绒，鞋底为白布包裹，麻线纳得均匀而细致。我突然觉得那布鞋是那样的眼熟，就像遇见了多年的老友一样。对的，像极了儿时母亲做的布鞋，我向老奶奶询问那布鞋的价格，便掏了十五块钱，也不管那鞋穿不穿得，便把它买了下来。
当天晚上，我便给母亲打了电话，说起她的布鞋来。母亲说：“人老了，没用了，眼花了，干不了那穿针引线的事儿，所以做不了布鞋了……”我在电话那头默默地听着母亲的念叨，禁不住地两眼模糊。
母亲老了，我此生再也穿不上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了。但穿母亲布鞋的那种感觉却常常伴随着我，可能直到终老，也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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