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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为工，一半为农的碗窑村
华宁陶质地细腻、坯胎轻薄，造型美观，色泽靓丽，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内涵而曾经名噪一方，以其装饰文化内涵丰富而富有盛名。曾有“新兴（玉溪）姑娘河西布，华宁的碗香炉”一说。追溯华宁陶的历史已经有600多年了，而华宁陶的烧制地址就在今天的碗窑村——题记
在华宁县城以北，有一座叫华盖山的山，在华盖山的南边坐落着不知道什么朝代留下的一个寺庙，名为顶寺，可以说顶寺是我们华宁县我见过的最大的寺庙之一。顶寺占地面积很大，一直从华盖山的山脚延伸到华盖山的山顶，因此所建造的寺庙顾名思意就称为顶寺了。顶寺有前殿，中殿、后殿之分。解放以后，农具厂占据了前殿。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中殿、后殿，由于顶寺的缘故，所以人们又习惯把华盖山叫做顶寺山。现在如果你问华宁县城周边的人，华盖山在什么地方，他们不一定就回答得上来，而当你问顶寺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也许每一个人都知道。
在顶寺的西边，则坐落着有一个1000多人的村子，大概是烧窑的缘故吧，所以这个村子过去就叫窑上，而现在则叫碗窑村。碗窑村与麒麟山南边的华宁县城才有一山之隔，也就是相隔着麒麟山。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碗窑村的人去县城只要翻过麒麟山就到了。
解放以前，碗窑村的人大部分以烧陶和制陶为生。到了解放以后，由于政府的参与就一分为二，变成后来的陶器社和农业社了，属于陶器社的专门从事陶器生产，是工人。而属于农业社则是从上村和西门村剥了部分土地和牲口来，从此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了，也从此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现在每每说起来，我都还抱怨我的父亲，当初在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加入陶器社而加入了农业社，如果加入陶器社的话，现在就可以拿退休工资了。可是加入农业社，在那个可恶的伙食团时代、可恶的生产队时代，你们就象一群会说话的工具，栓在农业社的牲口，每天都被什么生产队长，治保主任强行派去挖公路、被驱赶去修水库，不用开工钱的劳动力，就如同一台一台超负荷运行的机器一样，累的一身的病，到了老还这样病那样病的疾病缠身，却没有钱医治。
现在老了，如果是别的村子还有一份土地种种，而碗窑村的土地又早被那些什么个牛村长，马村长给卖光了，人家是卖了土地有吃有穿的，，虽然不当村民小组组长了，但是人家混得个党员当当，有土地种，就连五保户的土地都霸着栽，而且还能够拿着低保盖别墅，住别墅吃低保，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我的父亲说，你说加入就加入，人家要资产大的才让加入的。不过在成了农业社的时候，也曾经有人提出过，把土地和牲口退是回原来的村子，再成立第二个陶器社，人家都答应牲口土地算钱给了，可是那些社干部生怕官当不成了，当然就不干了，后来也多次说起并入陶器社，可是那些生产队的干部却不干，所以一直就保留了现在这个一分为二的碗窑村了。 ( )
说起碗窑村，祖辈们却不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而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景德镇移民来的一群窑工和匠人，我爷爷的祖辈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华宁本地没有瓷土，而在华盖山下却储藏着大量的细腻的白浆泥土，白浆泥土适合烧制陶器，于是一群以烧窑为生的窑工就在了华盖山山脚下定居下来了，并且从烧制瓷器改为烧制陶器了，渐渐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以烧制陶制品为生，其他行业为辅的的村落了。
据我父亲讲述，在解放前，就有了初具规模的高家窑、顾家窑、向家窑、龚家窑、范家窑、张家窑，大领干窑、旱泥塘窑、大地窑等十四条龙窑。不过这几条龙窑在解放以后由于不准私人经营就逐渐变成废墟了，等到了生产队时期我记事的时候就只剩下窑址了，现在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保持比较完好的七条龙窑则是解放以后成立的陶器社所建造。
华宁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开拓创新，不仅研究一大批了独具特色、造型美观的陶制品，而且在釉色方面更是也有所创新和改进，形成了黄色、兰色，紫色、青色，酱色等不同色彩的独特风格釉色，黄的如纯金，绿的如翡翠，白的如羊脂，兰的如宝石，紫的如剑气，青的如松烟，晶莹剔透，光彩照人。其中，当数白色、绿白色、绿色最为出名。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方陶文化。
在我的印象当中它的一大特点是，无论多么烫的食物盛在碗里，端着都不觉得烫，用于装咸菜的陶罐不仅咸菜能够保持原汁原味，而且色香味俱佳，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解放前，华宁陶主要以建筑陶、生活陶为主，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华宁陶的需求量以及品种要求也有所提高，又在在原有的生活陶、建筑陶的陶制品的基础上增加了独具特色、造型美观的花盆、花瓶等一系列工艺陶。
随着陶制业的发展，也相应地涌现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间艺人。可惜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讲的是阶级，凭的是成分，却让那些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资料而富于创造性的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间艺人无一幸免地被打成这样那样的地主和富农，最终戴上了地主富农那顶钦定的铁帽子被批斗甚至遭到无情的打杀，就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了歧视，不能挺直腰杆做人，也成为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干部的出气筒、受气包。
有一高姓的人家就因为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具一定经济实力也被划为了地主成分的，可是当一大堆的社干部要斗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就连夜跑去江川了，后来就在江川教江川人烧陶和制陶了，当然他也无形之中把烧陶技术和制陶工艺带到江川去了，并且把我们华宁的陶文化带到江川去了。到了生产队时期，那些队干部还动不动地三番五次地要去拴（捆绑）来斗，可是由于受到江川人的保护，让那些队干部几次都扑了个空，始终都没有得逞，直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这个高姓的一代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间艺人才得以回归故里，最终能够叶落归根。当时他虽然跑了，避免了那一堆干部的无休无止的批斗，可惜在那个年代，他的家人就倒霉了。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媳妇也因为他的缘故被株连成了地主子女。在我记事的时候，那些治保主任和一大堆队干部还动不动就把人家的儿子媳妇拉来斗。他的儿媳妇在结婚的时候，娘家陪嫁了一件绒衣，他在外工作的大女儿又送了弟媳妇一件绒衣，由于有两件绒衣，因此惹得治保主任和一大堆队干部纷纷得了红眼病，一个个真是比兔子眼睛还红，因此常常借故把人家儿子媳妇栓来斗。记得有一次碗窑村的那个小队保委员还强迫人家跪下，并且按着强行脱人家的绒衣。那个治保主任更是张狂，在大会上经常扬言，说是要抓那个就抓那个，要让谁去劳改就让谁去劳改。
随着陶制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除了士以外的工农商的发展。解放以前，在碗窑村子就有了一条专门卖陶制品的窑街以及一条叫后街的。不过在解放以后，陶器社所烧制的陶器由供销社统一销售了，而窑街就只剩下一些从事农业生产和陶器社职工的住户了。
在解放前，窑街和后街两条街都很热闹，在窑街就有了许多多专门经营陶器的商铺，商铺有大有小，很多人家都在经营着自己烧制的陶制品。一到春冬两季，窑街就云集着四面八方来的商人，有本地做陶制品生意的商人，也有外地来贩运陶制品的商人。有的是工商兼营，自己烧制自己销售，有的是专门从事贩卖陶制品的商人，当然也有单单只烧制而转手给人家销售的。
解放以前，从事陶制品的商人也是有大有小，有的商人做的生意很大，甚至把陶制品生意做到了省城昆明。部分商人从华宁经过人挑马托把把陶制品运到盘溪，然后从盘溪运往昆明，当然也有的商人只是把陶制品转卖给盘溪的商人，然后又从盘溪出产的红糖贩运来华宁卖；有的则经过人挑马托从华宁直接运往昆明销售。在陶制品销售的过程中有用物物交换的，也有货币结算的，而华宁周边乡村以及山区的那些用户来买陶器则多用实物交换，也就是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交换。
随着陶制业的发展，也引来了同姓不同宗从事不同职业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解放以前，居住在碗窑村的人家，除了烧制陶制品的，还有做工的，也有租种别个村子田地的，有从事小商小贩等等各种职业的，当然也不泛好吃懒做的二流懒汉，可以说过去的碗窑村是个龙色混杂的村子。
对于碗窑村的人来说，同姓不同宗就有好几户。有车姓，车姓的祖先现在被人们都追溯是华宁陶的鼻祖；汪姓家族比较大，据说他家由于祖坟葬在了一个叫蛤蟆坟的地方，所以人丁比较兴，支派也比较多，当然，其他的还有好家。有两家高姓，两家高姓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尽不同，一家就是我上边提到的烧窑和制陶，一家靠租种别个村子的土地为生。还有两家毛姓，一家来自山上，一家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都是给人家看坟地并租种公处的田地，据人们的传说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的哪一家由于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朵莲花的地势上，所以在解放以后都是这样那样的生产队领导，并且就连不当领导都甚是得意，人前人后经常炫耀他家和毛主席是一个姓，想占那里就占那里，谁也管不着。
那个时候评定阶级成分也让人莫名其妙，一家人都会出现几种成分，向姓人家有哥三个，老大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而老二家老三家则是中农，从此兄弟反目，成了阶级敌人。其实那个时候父子兄弟因为阶级成分的关系成为阶级敌人的比比皆是，枚不胜举，又何止向姓一家呢。
仲姓虽然不发达，也有好几家，我的爷爷有一个哥哥和我爷爷，还有一户是专门管理坐落在碗窑村的慈云寺过去叫斋公的，慈云寺面积比较大，是个四合五天井的大寺庙，虽然没有顶寺面积大，可是和周边村子的寺庙比起来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也不知道建于寺庙朝代，总之从我父亲记事以来就存在了，并且慈云寺还有部分公田的收入维护和修缮着。
而经常来我爷爷家里经常来蹭饭的那个仲什么风的就连我的父亲就不知道是什么来路了，这个人在我父亲小时候的眼里只是赶着也不知道是骡子还是毛驴的，只是每逢街上贩卖几顶淋帽卖。不过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仲什么风却把我那位强势的奶奶哄的团团转，因此我的那位那位强势的奶奶宁可自己的儿女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在生活上对仲什么风也是有求必应，照顾有加，在我父亲的眼睛里是三天两天来蹭饭，而咸菜是一罐一罐的抱去。由于我爷爷奶奶开始生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所以在生下我大伯父之后，那怕大人吃不吃，对于刚刚会吃饭的我大伯父则是就一团剁肉一嘴饭，如果没有肉就吐了出来，由于从小娇生惯养，所以我大伯父都长大成人都不会干活，每天就只会养雀养鸟，后来还染上了赌博的习气，而在生下其他儿女之后，大概我的那位强势奶奶因为我大伯父的缘故，因而对其他子女都比较严厉，采取的是了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法，所以说除了我大伯父以外的其他儿女简直就是养猪养狗了。并且为了生活好一点，我那位强势的奶奶不仅省吃俭用，还每天是逼着一家人没日没夜的死做。
过去的碗窑村，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都是几家人乃至十几家人甚至是几十家人合起来烧一条龙窑是常事。我的爷爷开始是给人家揉烧窑的陶泥和踢盘的，而他的哥哥则是给人家破窑柴。由于我的爷爷给人家踢盘，到了后来就学会了做陶制品。加上我那位强势的奶奶每天是逼着一家人没日没夜的死做，好容易积攒了一点积蓄，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也就与人合伙烧窑了，而我的大爷爷则是一辈子只能是给人家破窑柴。
我们这里烧制陶器的龙窑叫一条，龙窑是头小尾大，而一条龙窑又相应地被划分为十几隔，不过越靠近龙头的面积越小，而越靠近龙窑尾面积反倒越大，我们这里数龙窑的隔数往往是从龙窑头开始数。有一范姓哥两个，哥哥弟弟都同与人合伙烧着一条龙窑，哥哥家烧十一隔，弟弟家烧第八隔，不知道怎么回事，哥哥家往往是在卖了陶器以后还不够买窑柴，就连给工人发工资的都要借贷，而弟弟家却有所剩余。在解放以后土改时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哥哥家就成了地主，而弟弟家则是贫下中农。在那大兴指派民工年代，哥哥被生产队的干部们强行派去了水库，挖公路。最后在修黑箐沟水库的时候，也不知是饿死的还累死的，总之是死了。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他的儿女们只能用一领稻草席子把他抬回了家了。不过，他还算好了，那些死了没有人收尸的则是一个个被晒成了火柴头。而他的弟弟家由于阶级成分好。没有被派去挖公路，修水库，所以一直活到了寿终正寝。
当然，碗窑村也有一家人有一条窑，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家，不过他家的人特别多，解放以后被划为最大的地主给镇压了。
过去的碗窑村，不仅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夏秋雨水季节，泥胎是没有办法晒干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继续烧窑了，因此碗窑村人除了烧制陶器以外，还租周边村子的土地耕种，所以碗窑村烧窑的那些人家一直都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我的爷爷一家就是除了冬春两季节烧窑以外还租种上村人的土地栽种，地点在过去的打石头山，现在则叫松树地的地方。
而当那些烧窑以及制陶人家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有的也就零零星星的买了一些周边的村子的少部分土地自己栽种，并且在临近解放的时候，一些人家还搞不清当时的形势而买了一部分田地被划成这样那样的地主富农了。我的爷爷家就是这样的，我那位强势的奶奶不仅逼着一家人没日没夜的死做，因此不仅与人合伙烧窑，而且还买了两公半雷响田自己耕种，因此在土改时期，那个被那个经常来蹭饭，那个仲什么风的摇身一变变成了村长，硬说我爷爷家埋有什么浮财，就这样我爷爷就被划为富农了，除了我大伯父一家子因为当时的工作队队长陈连采看上我大伯父的女儿做儿子媳妇被评定为上中农，其他儿女因为没有成家也就跟着成了富农子女了。
由于陶制业的兴起和发展，也解决了当地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为当地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让当地人多了一份就业选择。
过去的华宁原本是个干坝坝，是靠天吃饭的地方，田地基本上属于雷响田，因此人们也就这样的说法，每到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圣老爷（关公）就磨大刀的日子，关圣老爷（关公）磨大刀一般都会下大雨，因此很多农户在农历五月十三的头一天都会把稻谷秧苗拔起来等着农历五月十三关圣老爷磨大刀下大雨的时候泡田栽秧，据说还比较灵验的。
靠天吃饭的华宁每到冬春两季生活用水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农田用水了，由于农田缺乏水，因此大部分田地冬春两季都无法栽种，当然也就没有收成了，而那些以靠耕种讨生活的人家也就进入了每年饥荒时期，对于那些靠给人做工的人家更是难上加难了，对于大部分农户以及给农户帮工的人来说，则是闲着身子饿着肚子，可是到了夏秋雨水季节农户又忙不过来，因此经常出现请不到工的现象。陶制业的兴起和发展由于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恰恰缓解了春冬两季农闲时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在夏秋两季农忙时节又为农村提供了相应的劳动力。
陶器的烧制得利用冬春的晴天时节，这样那些以耕种为生的农户以及那些给农户做工的人家就可以利用冬春两季的时间到烧制陶器作坊去做工，挣一份工钱买米买盐等生活必需品以解决冬春两季的饥荒。对于那些靠烧制陶器的窑工与匠人在夏秋雨水季节没有活计做的时候又则可以去给那些栽种田地的人家做工，换一些粮食来阶级夏秋两季的吃饭问题。这本来是一种劳动力互换的供求关系，是在你情我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我来帮你，饭菜合口、工钱合理，我可以给你多干几天，如果饭菜不合口、工钱不合理，我可以走人另赶别家；对于请工的人家来说，如果你干的好，诚实可靠，我可以多请你几天，如果干得不好，甚至偷奸耍滑，那请你另谋高就。可是在解放以后，这种劳动互换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一下子就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
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计算公式里，只是提到工人做工得到的工钱需要的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却没有把生产资料占有者所要承担的各种税收和技术革新所需的费用以及生产资料占有者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值算进去，也就是在计算的时候，采取的是从原料到成品所产生的利润来计算，而认为延长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完完全全落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的口袋里了，如果按照正确的算法应该是从成本投入到货币回收回来所产生的利润来计算才完全正确。
而对于处于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来说，那些生产资料占有者不仅受到外国资本家以及官僚资本家的层层挤压，还得承担一系列的风险，包含市场风险，安全风险，其中，还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不合需要的费用的风险，另外还要承担税收以及一些七零八碎的费用，在过去还有土匪的抢劫以及那些地痞无赖的敲诈勒索以及做一些公益事业等等费用，所以把生产资料占有者请工说成是对雇工的剥削不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而偏偏有的人是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整天只会唱高调。
好在我们国家正本清源，在拨乱反正之后，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基本国策，终于让我们国家走上了正规。也让那些曾经对中国作出贡献并且富于创造的时代的精英给予平反。
现在国家更是鼓励自主创业来解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当然对于打工仔来说，除了那些唱高调说是不给资本家打工只会吃低保的人而外，已经没有人会把请工的人往剥削上想去了。
2013年5月，碗窑村被玉溪市人们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让那些曾经遭受不白之冤长眠于地下的能工巧匠们多少算是点安慰吧。
安息吧，我的祖辈们，安息吧，那些曾经对华宁陶的发展作过贡献的先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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