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随笔》巴金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思想，有着自己的倔强，不害伯，不悲哀。下面阳光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巴金的《旅途随笔》，那么大家能否像文中他能够倔强，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旅途随笔》巴金节选篇一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惭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
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
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
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
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
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
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
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
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
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
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
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
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病的遭遇
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
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
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
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旅途随笔》巴金节选篇二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
1939年1月中旬在桂林
选自《旅途通讯》
《旅途随笔》巴金节选篇三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罢。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
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划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
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
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甚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
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冻馁。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甚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么?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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