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

时间:2024-11-05 22:43:46 故事大全 我要投稿

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3篇

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1

  《11岁女红军》

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3篇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2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3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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