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北京考生考上北大机会是河南的31倍
调查获悉，2012年，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在北京总共投放了414个招生名额(其中医学部368人)，而在河南省的招生计划则为108人(其中医学部28人)，而当年两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的人数分别为73460人和805807人。则北京地区考生考上北大的机会是1/177，而如果是在河南省参加高考，这个可能性降低为1/7461，两者相差42倍。
2013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投放的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总数为408名，在河南省的招生名额为124名，而今年两地的普通高考人数分别为72736人和685000人。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两地学子上北大的机会分别为1/178和1/5524，相差31倍。
谁的“985”？
观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情况，选取C9联盟为例最为典型。
所谓C9联盟，是由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组成的联盟，也即坊间熟悉的“2+7”，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
根据上述大学招生网站上的公开信息，C9在全国人口密集地区的招生计划总数，往往比不上其在自己属地单独一地投放的名额。
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其今年总计2065个普通高考招生名额中，408个给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在山东、河南、四川这三个东、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分别只有69、124和75个，三地相加也只有268个，仅占北京所享名额的50%多；而上述三省今年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数分别为50.8万、68.5万和 51.6万人，其总和为170.9万，是今年北京本地报考人数的23倍多。
换言之，在这三个人口密集省份，考生考上北大的机会平均为北京本地考生的1/46。
数字差距背后，是一条心照不宣的“属地原则”。C9在各自属地投放招生名额都相当慷慨，这一数字普遍占其全国招生计划的10%以上，其中最高的浙江大学，由于多校合并的特殊原因，在浙江本省的招生人数达到全国招生计划总数的.58.33%。
C9中属地招生比例最低的是中科大，其在安徽省的招生人数只占全部计划的11.23%。
“安徽省财力较弱，给中科大的支持不够”，东部地区某985高校招生办主任一针见血的话语，道出了“属地原则”背后公开的秘密：“省(市)部共建”。
省部共建是指国务院部委(主要为教育部)与相关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建高校，按一定比例对之进行投入。对于985高校所获得的教育部985项目经费，其属地地方财政一般会给予1：1的配套投入，相应地，也会要求高校对属地建设多加支持，其中就包括属地招生比例的放宽。
据了解，这种相互支持有的是一种原则性声明，有的则落实为省部共建协议的具体条款。比如江苏省就曾明确，南京大学在江苏本省投放的招生名额要占其全部招生计划的50%。
“庞大的高校支付一度使当时的中央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荣日说，“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政府在对部属院校持续追加投入后，也得到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盛宴旁的看客
与区位优劣和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地区，考生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机会相对更少，而这些地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学生，更成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
早在本轮教改启动之初，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就在2009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里，提到了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生源大学生减少很明显，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而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2006年1月发布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新教改以来，上述前一个问题有所好转，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60%-70%——或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属于最好水平。
但是对于后一个问题，情况却在进一步恶化，农村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相对下降了。诚然农村生源的绝对数量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下降，但这尚不足以解释重点大学里农村生源的减少。
就欠发达地区农村自身的状况而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情况特别严重，在追逐升学率过程中形成的“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地区的重点大学升学机会。比如西部某省，五所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清华、北大两校在该省的全部招生名额。
而教育改革也往往使农村的学生进一步处于劣势。“我们的学生所能享有的教育资源只局限在学校里、课堂上，根本没有条件去开阔眼界，怎么和发达地区的学生比拼素质教育？”四川省某中等城市下辖的一所农村中学校长对记者说。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客观效果也是农村学生的机会相对减少，因为在知识面和视野上，农村学生普遍处于劣势；就算是考试大纲范围内的试题考查，农村学生由于平时所享有的师资和受到的训练稍逊一筹，在竞争中也难以占优。
甚至是增加考生命中机会的平行志愿填报改革，无形中也会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机会减少。前述农村中学校长告诉记者，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把握报考最顶尖的大学，一般会把本科线以上的第二批次重点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平行志愿的实行，使得这些大学能够招录到考分相当高的考生，他们对农村考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竞争，后者通过拉开档次填写志愿、从而被相对较好的第二梯队大学录取的希望变得渺茫。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不断出手，加大了对贫困地区教育扶持的力度。2012年起，教育部规定“十二五”期间，每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左右本科招生计划，面向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实行定向招生。
今年上述专项计划的覆盖区域又有所扩大，包括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832个县，划拨的招生计划数也从1万名增加到3万名。
“我们留给这个专项计划的招生名额已从30个增加到了50个”，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刘源告诉本报。
求解教育公平
7月18日，刘源在招生现场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称，当天南京大学在西藏地区某贫困县招录了一名定向生，其高考分数仅为358分，只比当地少数民族考生一本分数线340分略高，而该校在西藏地区按照普通高考程序招录的考生，平均分数比定向生高近200分。这其中的公平又该如何衡量？
不仅如此，按照南京大学历年的经验，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汉语基础较弱、高中阶段课程的差异等原因，入学后往往跟不上教学进度，需要加班加点辅导。这显然和985高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对于重点大学招生计划向贫困地区倾斜，一位长期研究教育改革的学者也持有异见。“重点大学当然要择优录取，不看分数看什么？”他认为，从这个角度上说，意在公平的倾斜政策恰恰违反了公平的原则。
这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认为，教育公平应该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学段，而不是具有典型“私人品”特征的高等教育学段；而让招生计划数只占全国总数8%的985和211高校来体现教育公平，这一政策要求值得商榷。
包括他在内，多位教育界人士认为，要实现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可及性的公平，关键在于此前的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环节，而不是高校招生环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研究表明，基础教育阶段占有政府经费分配比重越大，则经费分配越趋于公平，也有利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
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相关投入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都非常大。1995-2002年，东部3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
城乡之间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
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会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985高校可以考虑涨学费”，上述学者说，不加区别地投入公共财政，效果并不好，对于准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教育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予以满足，从而省出来的那部分公共财政，就可以用于向相对贫困的地区和人群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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