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之“七国之乱”,讲述了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策”,导致“七国之乱”,最终被景帝“丢卒保车”,腰斩于长安东城。读了这段历史典故,使我对晁错颇有感触。
一、晁错其人。晁错(公元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年学申商刑名之学,后以通晓文献大典故任太常掌故。汉文帝时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处接受《尚书》的传授。诏以为太子舍人,历任博士、太子家令。他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爰盎晁错传》等篇。因而晁错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号称为“智囊”。景帝即位后被重用,先为内史,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升迁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位高权重,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削藩策》,也正是这个著名的《削藩策》给晁错带来了杀身之祸。
二、晁错之死。晁错的《削藩策》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皇帝的权利越来越小,这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不利。因此,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极厚。但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就大。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错的,因此没有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觉得晁错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日,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窦婴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嘉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只可惜,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那一天,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历史悲剧啊!
三、晁错之错。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所谓“清君侧”的骗局也就大白于天下了。事实证明晁错的《消藩策》是正确的,后来,汉武帝完全按照他的办法实施了国家体制变革,废弃了郡国制,建立了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和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然而,这一史实的正确性却是用晁错及其家族的人头来证明的!代价何其之大矣!
一个博学多才、忠心耿耿的思想家、政治家为何被错杀?晁错何错之有?我自认为有四种原因。其一,晁错之错就错在《消藩策》的不适时宜。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一动不如一静、以柔克刚。但晁错则不一样,由于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他喜欢以动制静,以刚克柔,大刀阔斧搞变革,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的意见和建议,并更改了汉朝法律30条。这已经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了,如今又提出消藩,更是“大逆不道”之举。他的这一主张,触动的是皇亲国戚的利益,处在当时的国家体制——郡国制,诸侯国君皆为皇帝血亲,晁错的《消藩策》毫无疑问要制造并激化皇室家族矛盾。哪怕这个《消藩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国情不适宜的,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逐渐削弱的办法相比,不免有些过急、过硬。所以,晁错的主张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朝廷内外众大臣和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其二,晁错之错就错在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文帝时期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晁错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呢?第一个原因是树大招风,惹人嫉妒。汉景帝继位以后重用晁错,使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他仗着汉景帝信任,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而汉景帝又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朝中的大臣们就非常嫉恨他。第二个原因是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三个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即严厉;“直”即刚直;“刻”即苛刻;“深”即心狠。一个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的人,怎么能讨人喜欢呢?所以,晁错的政敌太多,就连一些忠臣也不与他为伍,更何况那些小人呢?可见,晁错在朝廷中实际上是非常孤立的,没有人为他说好话,以至于最后有人提出诛杀晁错时,也没有一个人替他说一句话。其三,晁错之错就错在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性格。晁错强行削藩,把自己放到了众矢之的危险位置上。他的父亲非常害怕,急急忙忙地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来劝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态度十分坚定,说:“必须这样做呀!否则,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无奈,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这位老人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于是回家服毒自杀了。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不过,他为了天子的尊严、国家的安危,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这也充分说明晁错是一个忠心耿耿、深谋远虑的人。作为一个学者,执着、坚定、认死理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一个政治家不仅要考虑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而晁错只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他认为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而且还要大刀阔斧地做。至于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做出问题来了怎么办他更没有考虑,以至于惹出“七国之乱”,招来了杀身之祸。其四,晁错之错就错在太相信皇帝。晁错自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都是替皇帝着想的,绝没有半点私心;他对皇帝对国家忠心耿耿,为了皇帝和国家的安宁,一往无前,奋不顾身,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提出的一切意见和建议,都是正确的,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别人不知道,皇帝是知道的,关键时候皇帝是会保护他的。错矣!他没想到,政治是变化无常的,政治是残酷无情的。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但当危及到皇帝自身安危时,他们也是会“丢卒保车”的。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要有后盾的。他没想到孤军奋战,既无后援也无后盾,朝廷的大臣不帮他,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甚至舍弃了他。他太相信皇帝了,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晁错之大错矣!
晁错之死发人深省。虽然有人认为晁错之死还有他最后出的“两个馊主意”,引起景帝的怀疑,才最终促使景帝下令杀了他。但我认为那不过是皇帝要杀晁错的借口罢了!让我们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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